中国科学计量学开创者蒋国华教授《科学学的历程》正式出版

科学的科学，如同历史的历史一样，是一门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二次科学。

——D.J.S.普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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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蒋国华

宋代理学大师、湖湘学派创立者胡宏有句名言，“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我的科学学历程的“源”和“根”就是我国**科学学家、科学计量学家、我的恩师赵红州教授，是他把我引上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学术道路。

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次改变我一生学术研究路径的谈话。

那是1978年的春末夏初。于光远亲率龚育之、何祚庥、查汝强、李宝恒、罗劲柏诸导师，组成导师组，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联合招收10名自然辩证法研究生（据刘二中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院庆纪念册（1978—2023）》中的回忆文章，当年实际招收了14名²）。大约是一个下午，地点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十三研究室，亦即引力波实验室。尽管我的考试成绩出来，据说还不错，红州告诉我，据他了解，我的总分排第三名，外语（俄语）成绩在是年中国科学院考研系统****名。虽然顺利进入了复试，然而，遗憾的是，复试放榜结果我还是名落孙山了。据说，理由是政审不合格。当此之时，红州像兄长大哥般，一边安慰和鼓励，一边径直问：“跟我一起搞科学学，怎么样？”尽管那时我**次听说还有“科学学”这么一门学问，但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³

自此之后，我们俩虽不能说形影不离，但每周见一次是必须的，有时几乎是三天两头都会见面。其时，红州家住沙滩北街甲2号，红旗杂志社职工宿舍，原是一个2居室，分配给了两家住，合用一个很小的厨房。我家住朝阳门北顺城街79号大杂院里一间15平方米的平房。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般家里没有资格装电话，不远，三四站路，骑车一刻多钟的路程。毛主席说过，事情都是逼出来的，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要交流只有迈开两条腿，登门求教，恰似我国数学泰斗华罗庚先生终身座右铭表述的那样：“见面少叙寒暄话，多把学术谈几声”⁴。

红州在决定接受我这个学徒之初，也是经历了一番测试的。头几次见面聊天，看似海阔天空，实则是考察我的科学素养、哲学功底，文字能力，翻译水平，当然还包括待人接物等，用现今的语言讲，就是品格与情商。比如，有一次我们几乎就唐诗宋词谈了大半天，颇有投缘之感。我回家便学汤显祖《牡丹亭》集唐人诗句的写法给红州凑了一首“诗”，以表心迹：

“面试”通过之后，红州是这样带我开始我们/我的科学学历程的：

**，带我参加科学学学术会议/学术活动/学术组织。

追随红州学习科学学研究，基本上就是践行了毛主席的一段**的话，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段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⁵我的印象中，他没有给我专门讲过科学学的入门课，不过，凡是邀请他出席的所有科学学的活动，红州都让我跟着他去，包括外地讲课。这使我赢得了中国科学学诞生和发展史上多个“**”——**批参与者的名声，诸如，“****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1979）、****个科学学联络组织——“中国科学院科学学全国联络组”（1979）、****个科学学研究机构——“北京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科学学研究组”（1979）、全国首届科学学人才学未来学学术研讨会(1980)、全国科学学理论专题讨论会（1982）、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大会（1982）等等。

作为我国科学学诞生和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资料，兹附上几幅文献照片和科学学研究组名单（参见图1）。

“北京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科学学研究组”于1979年7月21日正式成立，举办单位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霍俊教授为会长的北京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

组长：霍俊

副组长：王兴成、李秀果、杨沛庭、金良浚、周文森

组员：骆茹敏、赵红州、徐耀宗、符志良、贾新民、王敏慧、李秀果、李惠国、王兴成、范岱年、郑慕琦、韩秉成、丁元煦、杨沛庭、柴本良、霍俊、金良浚、崔佑铣、胡乐真、蔡文煦、曹听生、周文森、冯至诚、雷祯孝、王通讯、朱新民、邸鸿勋、许立达、王士德、蒋国华、李汉林、刘仲春、桂树声、任亚玲、刘泽芬、莫惠芳、李连馥、段合珊、李延高

第二，带我阅读/翻译科学学经典名著。

红州没有给我开过该读的书单，但在我日常工作交流中，他常常引证经典名著和权威学者的观点，恰如信手拈来，着实令人感佩不已，于是，我遂悟到，真要把科学学作为毕生研究领域，就要像红州那样，需要学习和提升，在诸如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科学史、科学哲学、管理科学、科技政策研究等理论功底上狠下功夫。

鉴于改革开放之初，除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1982）、《历史上的科学》（1959）及《科学学译文集》（1981）外，可以说，有关科学学的译著非常之少。红州开始让我阅读和翻译俄文的科学学文献，诸如凯德洛夫、米库林斯基等的论文和著作，后来则是英文文献，比如，我俩硬着头皮翻译了为纪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5周年而结集出版的、科学学经典文献《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该译著1985年6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科学出版社1984—1985年度优秀图书奖。

第三，带我拜访科学家名师。

红州有一句口头禅：“哪里有知识就到哪里去。”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的几年里，红州总是用这句话鼓励我跟着他，远些的坐公交车，近些的骑自行车，去拜访大家、大学者。诸如，去礼士胡同拜见过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史家席泽宗教授，借全国哲学会议之际去友谊宾馆拜访过中国现当代**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华东师范大学冯契教授，借中国物理学会研讨会议，去京西宾馆拜见过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物理学家、金属和晶体材料学家、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冯端先生。尤其值得多说几句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哲学家纪树立研究员（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翻译者），有次他来京赴会，会后他住在当时还是偏远的他姐姐家里。好像是那时的公交非常不便，我们是骑车去的，从北沙滩过去，骑了有一小时。红州大约为激励我追寻科学应该不畏难，记得那时他是**次对我说“哪里有知识就到哪里去”这句话。顺便说一句，本书的核心部分的**章“科学学的历史源流”，就是在席泽宗院士主动送给我们的格雷厄姆的文章“盖森的社会政治根源：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史”的基础上⁶，经拓展和研究而写成的。

第四，带我学做大科学家的秘书工作。

为了锻炼我的笔头，红州还经常尽可能地给我“揽活”——为大科学家和老领导整理录音和撰写讲话稿。当然，按我俩的文字惯例，都要经红州阅改和审定后才能交差。不要小看了这一点，正是这样的文字交流，使我受益匪浅，且是受益终身，不仅学习和领悟了红州的学术思想，而且极大而又极快地提升了我的文字能力。到后来，我俩发表的文章连我们的亲朋挚友都猜不准谁是起草者⁷。

众所周知，这既是一件费时费力又费智力的“苦差事”，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向大科学家学习和历练自己的宝贵机会。兹举其要者，以资参阅。

**次接受任务是1981年在北京友谊宾馆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学学联络组”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学理论专题讨论会”上，我国原子弹之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钱三强到会做了阐述他科学学思想的专题报告。由于其时，三强同志大病初愈，语言表达不甚连贯，事先没有讲稿，又非常重要，必须成文发表，怎么办？红州力荐由我承担录音整理和成文，于是，“全国科学学联络组”负责人之一李秀果研究员几乎手把手地教我：**步，听录音，一字不落地记下来；第二步，反复读三五遍，完整正确弄懂钱老的思想观点；第三步，按照学术论文的规范，再创作成文。钱老是大科学家，给他的支持新生学科的文章怎么起名呢？我把文章标题空着，红州阅改后说：就用“可算找到老家了”吧！这个标题还引出一个故事呢。钱老审定并赞赏我为他整理得好，随即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1982年第1期上⁸。在不久的一次中国科协常委会上，严济慈老先生拿着这本杂志问钱三强：“小钱，这个文章和标题是你写的吗？”在他老师严老面前，三强连声说道：“是的，是的。”

第二次是1980年11月，全国首届科学学人才学未来学学术研讨会（简称“三学会议”，实际是三个新生学科分别开会）召开。“全国科学学联络组”办公会决定，约请钱三强为全国第二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写个贺信。谁来执笔呢？红州紧接着说：“还是由小蒋来写吧。”千字文不好写，尤其是为饮誉国内外的大科学家写。因为我在贺信的最后一段借用了黄梅戏《天仙配》的一句唱词“天赐良机莫迟疑”，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副主任汪敏熙大姐说：“三强文章从不用文学/戏曲语言的，这么写，不知三强是否同意？”“全国科学学联络组”牵头负责人赵文彦同志则表示同意呈送，由三强自己定夺。

当然，结果非常顺利和圆满，钱老批转同意了。大会作为简报发出后，受到了普遍赞扬，有人还问：“这是谁给钱老起草的呀？真棒！”

第三次录音整理并改写则是最艰巨，工作量也**。那是1985年4月17日至18日，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堪称“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尤其是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世称“三钱”同台出席，据说在新中国科学史上罕见⁹。会后，红州又为我承接了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田夫四位的发言按录音整理成文的任务。记得夜以继日，连续开了几个夜车，终于圆满完成。不久，连同龚育之同志的“从交叉科学看教育改革”，光明日报以整版的篇幅，隆重刊发。为了纪念这次完成任务的成就感，迄今我还保留着我为“三钱”和田夫同志的成文的最后手稿（参见图2）。

第五，带我学习走上讲台，敢于张嘴，敢于独立讲课。

毕竟我1970年毕业离校到工厂，大约10年时间做的是与工人、设备打交道，是技术工作，离学术研究差别甚巨，遑论上台做学术报告了。红州看到了我的这块短板，他时不时鼓励我要敢于面对公众场合，开口讲话。一方面，他以自己曾经怯场的经历缓解我的紧张心理，另一方面，他多次建议我读一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毛主席说过：“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¹⁰。

记得红州**次“逼”我上讲台是1980年的夏秋之交，中国科协干部管理学院本来慕名请他去做科技管理主题报告的。鉴于对象是全国各地科协机关行政干部的“学经济 学科技 学管理”培训班，属普及性讲座，他就抓住这次机会，推托他有事排不开，便竭力推荐我顶上。还好，初次登讲台，确乎紧张不已，但还算基本应付了下来。紧接着第二次是是年晚些时候，当时的杭州大学盛邀红州做有关科学学的专题报告，他就趁便为我特别申请安排了一个小会场报告，主题是“谈谈科学基金会的引进与建设”。因为那时我俩的论文《论科学基金会》刚刚完稿，尚未发表¹¹。虽然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但我依然记得，讲了2个小时，讲课酬金10元。

再后来，红州还创新了锻炼我讲演能力的合讲模式。1990年1月号，中国科协主办的《科技导报》刊登了我俩的文章“大科学时代更需要科学帅才”。**科学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写信给我们，给予这篇文章很高评价，并向同年3月出席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委员们推荐，说“值得我们看看”。其时，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何文治委员聆听了钱老的讲话，便立马让秘书联系我们，请我们到位于京北小营的航空航天科学技术研究院，给航空航天科学家工程师做一场报告。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报告会，红州讲了几句开场白，接着他说：“下面，请我学弟主讲。”最后，他做总结讲话。此次合作演讲非常成功，当场我国的航空航天科学家工程师们非常兴奋，提了好多问题，现场互动交流热烈。

第六，带我学做科学学会议的会务工作。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¹²。有人循着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和逻辑给出了一个推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就是人与人交往不断累积的产物；就是你过去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以及读过的书的总和¹³。

事实上，一个科学研究者的本质亦然，现实性上是其一切科学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别是学术社会圈子里人与人交往的渐次累积。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州正是这样指导并为我这个当初还是科学学研究的初学者而争取历练机会的。

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尚未成立之前，我国已举办过两次全国性的科学学学术讨论会¹⁴。**次科学学讨论会是1979年7月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那时我还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上班。第二次科学学讨论会则是1980年11月在安徽合肥稻香楼宾馆召开的，红州便力荐我代表中国科学院科学学全国联络组，作为会务先遣小组，跟随其时国家科委政策局局长吴明瑜以及邓楠、张登义先一天到达。这一次合肥稻香楼会议，学术界简称为“三学会议”，是后来先后正式成立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未来学研究会、中国人才学研究会三个新生交叉学科，在国家科委引导和支持下，联合一起在安徽召开的我国改革开放史上一次重要的交叉科学会议。我既是科学学会议的会务组组长，亦是整个稻香楼“三学会议”会务组成员。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大会于1982年6月9日至12日在安徽佛名四海的九华山举行。也是红州建议，中国科学院科学学全国联络组委派我跟随《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任丰平社长，作为会务先遣小组，先飞到合肥，然后，省科委张副主任陪同我们，坐汽车经安庆，摆渡过长江，到九华山。这次会议盛况空前，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170名代表出席，我国**学者和科技部门领导人童大林、于光远、吴明瑜、龚育之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收到论文168篇。至今思九华，作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不亦油然而生一种与有荣焉、幸甚至哉的骄傲。

第七，带我学习做科学的组织者，尊敬、竭诚而又谦卑的为科学学师长、同行、友人服务。

我们写“大科学时代更需要科学帅才”那篇文章，乃是与红州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这一个学术观点非常欣赏、认同和思考有关。

卡皮查在1966年写道：“任何新的科研课题的解决，都必须找到它自己适当的组织形式。作为一个大科学的***，即使他本人不直接参加科研工作，他也必须是一位具有巨大创造性天才的人。我不知道，像发射**颗人造卫星这样辉煌成就的***，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奖金？”他还继续写道：“大科学家也就是集团科学劳动的大组织家。比如，罗瑟福和费米，就是这样的多才多艺的科学家。”¹⁵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¹⁶。在科教界，特别是年轻学者和新生学科，比如像科学学、人才学、未来学等，不要说申请研究课题、出版著作，就是想开个哪怕是小型座谈会、研讨会，报批都是困难重重的。当此之时，红州便带着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学习并担负起科学学、科学计量学活动的组织工作。红州拿大主意，是设计者，我则是助理、帮衬，是施工者。

我们组织的**件大事，红州称之为“无形学院”。1978年党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整个科技界春潮涌动、思想活跃，一派“逢草逢花报发生”的生机勃勃的景象¹⁷。“无形学院”名称借自英国皇家学会1662年7月15日正式成立前的史话和爱因斯坦的“奥林匹亚科学院”，恰似**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定义的“地理上分散的科学家集簇”，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称之为“非正式的学术交流群体”¹⁸。开始只有三五人，后来发展到七八个，有时多至十余人。这个“无形学院”最成功的就是孵化出了科学计量学、政治科学现象/政治科学学、领导科学。

第二件大事是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等新生学科的研究同仁，组织出版了两套交叉科学文库/丛书¹⁹和一套“毛泽东与科学丛书”²⁰。要知道，这件事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啊！

我记得，红州平日里经常对我提起古人“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追求，另一个就是他非常赞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王云五文库”，即王云五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称“万千新知，兼收并蓄”的“万有文库”。在他的成名作《科学能力学引论》付梓出版之后（参见图3）²¹，其时，几乎绝大多数年轻的新生交叉科学研究者都没有机会出版自己的“立名作”（红州偏爱这个名称），于是，我俩商议不知多少回，试图用出版“文库”即团队的力量，去感动出版社。谈来谈去，还是一个“钱”字。为此，我俩便奔赴天津，求助时任天津市纺织研究所所长的张国玉。正是张所长赞助的10万元，并在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冯之浚所长、特派教授张念椿的精心运作下，**套“交叉科学文库”13本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成功出版。

为了成功出版，我俩事先与诸位作者取得共识：一是没有稿费，只是给每位作者20本书；二是当然也没有主编/编辑费什么的。光明出版社说纸张紧张，我还跑到541厂（国家印钞厂）去找厂领导帮忙过。当时说没有纸，红州与我急得没有办法，即所谓急来抱佛脚吧！

第二套“交叉科学新视野丛书”，共8本，是1995/1996年我俩和河北教育出版社谈妥的，遗憾的是红州没有亲眼看到丛书的正式出版。

“毛泽东与科学丛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赞助出版，主编是孔令华，副主编李敏，我们则是执行主编，共计7本。

此外，我们还组织编著了《交叉科学词典》²²、《政治科学现象》²³等。比如，特邀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姜振环教授主编的《交叉科学词典》，在其“内容简介”中就写道：“本辞典是在1985年‘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后，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田夫、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薛德震以及金春峰、吴学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赵红州、蒋国华倡导发起，在人民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编委会及撰稿人历经两年多的努力编写成的。”

第八，带我学会“放眼世界”，和世界权威科学学家/科学计量学家联系、交流、学习。

红州把目光投向世界，渴望和世界权威科学学家/科学计量学家联系、交流，始于世界公认的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那是在1979年，普赖斯把他的著作《小科学，大科学》赠寄钱学森，钱老马上全本复印，并转赠给了其时挂靠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的“科学学全国联络组”的赵红州教授；正是有此机缘并在钱老的支持下，开始了我们和普赖斯（默顿和加菲尔德在普赖斯身后联名敬称他为“科学计量学之父”）之间差不多四年的交往和友谊，直到1983年9月3日他不幸因心脏病突发辞世。众所周知，钱老转赠普赖斯著作，正值科学的春天刚刚重回华夏大地，科学学、科学计量学在中国亦只是在萌芽时期。由于钱老的引领，不仅使红州和我占得先机，而且影响和帮助我们下定决心，此后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学特别是科学计量学的开拓和研究上。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经普赖斯亲手修改的《科学劳动的智力常数》一文在匈牙利《科学计量学》杂志发表之后²⁴，“赵红州万万没有想到，索求该文抽印本的索取卡，竟像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一篇国际上无名之辈的小作，引起了全世界包括苏联、匈牙利、美国、英国等27个国家、49个大学或研究所的科学家的关注，也许在国际科学史上也不一定是常见现象”²⁵。初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俩的斗志。一方面，邀请贝尔纳的博士学生、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伦敦大学**结晶学物理学家马凯教授，《科学计量学》杂志主编、匈牙利罗兰大学放射化学家布劳温教授等国际**科学家来华讲学。另一方面，和各国**学者保持密切的联系，诸如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创始人加菲尔德、俄勒冈大学莫拉夫西克教授、日本汤浅光朝、日本东洋大学八木江里、苏联莫斯科大学纳利莫夫、苏联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海通研究员、乌克兰科学院多勃罗夫研究员、印度拉赫曼教授、瑞典隆德大学厄尔英加教授、德国万英加特教授等等。

正是红州带我一起在开拓和持续地与世界权威科学学家/科学计量学家的学术交流过程中，使我增长了学问，也练就了我的外语能力。当时，我家里有两架打字机，一架是英文，另一架是俄文，因为红州所有外文交流都是由我完成的。

第九，带我不仅学习而且创新，始终努力把这两者辩证融合，所以才学得更好些。

红州经常给我讲一些科学史上的故事和趣闻，比如，诺贝尔获奖史上的“科坛无双父与子”，即英国物理学家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亨利·布拉格、劳伦斯·布拉格。

劳伦斯·布拉格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又是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完全可以用其自己创立的布拉格方程继续扩展和推进，即研究各种各样的无机晶体和金属结构，这在当时依然不失为科学前沿范畴，但他不，非要劝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支持他认为的一个“勇敢尝试”——开展对蛋白质结构的全新研究和探索，并创设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剑桥大学生物学实验室。

红州把老布拉格的这种创新实践和创新精神看得非常重，悟得非常深。他常跟我说，咱们要像布拉格父子那样，尽力开垦新领域，捡麦穗的工作就由别人去干吧。

红州也正是这样，用他短暂的一生，扎扎实实践行了他自己立下的科学诺言。他不仅是中国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的主要奠基人，而且他身后给学术界留下了一众已经开垦和值得后人继续开垦或“拣麦穗”的新学科、新领域，诸如潜科学及潜科学政策研究、社会物理学、领导科学、知识结晶学、政治科学学、知识波普结构学、知识单元研究、物理学定律静智荷假设及规律研究、科学发现采掘模型研究、大科学时代科学帅才研究等等。正因为此，在他去世之后，我和郑文艺作为他的学生和弟子写了悼念文章，题目就取为——《中国需要有理论勇气的科学家纪念**科学学专家赵红州教授逝世一周年》²⁶。

科学学界的同仁友人都夸赞红州和我整整20年的合作与成果，这是因为我俩合作的成果和过程不仅与科学学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同寿，而且红州带着我恰好处在我国科学学萌芽、成长与发展的中心。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三任理事长冯之浚教授指出：“中国的科学学是在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里诞生，在改革开放的奔涌大潮中成长起来的。”²⁷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碧晖教授创意、主持、组织编写的《科学学在中国》²⁸，已经非常翔实而又“全景式地展示了科学学这一学科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主要内容包括：科学学在中国前史、科学学的学科建设、科学学期刊发展、科学学在大学、科学计量学在中国、科学学领域的国际交流、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发展史以及大事记等”。老朽本已无复赘言的，只是李杰主编叮嘱的“再版序言”行文至此，作为科学学进入中国初创岁月的参与者和过来人，还是觉得应该说几句，以资后人参考和批判。

中国科学学发展的起点是钱学森1977年12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论文，其中指出：“当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高度综合而又有基础到应用的严密结构的体系，就应该有一门代替消亡了的自然哲学的学问，它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研究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研究科学技术与哲学的联系等。这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这门学问在以前不会有，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形成体系，当然也不会有研究体系的学问”²⁹。

1982年是个转折的年份，这一年的6月9日至12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在安徽九华山正式成立。此前，属前科学阶段，或用赵红州、柳树滋、申先甲三位教授发明的话说，叫潜科学阶段。此后，则进入显科学，即常规科学阶段。诸如科学学研究所/研究中心在各地建立、科学学专业期刊获批出刊、科学学课程进高校、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硕士点博士获批设立、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ISSI）授权两届ISSI大会在中国召开（2003年第9届北京和2017年第16届武汉）等等，就是**的证明。

展望未来，愿借用最近一位**经济学家的一句话——“增长故事中容易的部分已经结束”³⁰，送给科学学研究同行。这是因为，窃以为，科学学半个多世纪在中国的“增长故事”，大抵亦然如此。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其《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的论述非常经典，他说：“如今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它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它是整个系统的创新，**颠覆性……这场科技革命不只是改变我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而且改变我们自身、生活以及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第四次全球科技革命正是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³¹。毫无疑问，“这场科技革命”“必须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学问来指导。这就是建立在科学学基础之上的科研战略学”³²。

中国和世界正面临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需要科学学的时代，因而也必定是一个科学学家足以大显身手的伟大时代！

今年恰好是我入学清华大学60周年。在我们上学的年代，清华大学是一所纯理工大学，1964年8月30日到学校新生报到时，在清华礼堂大草坪南端的迎新大红横幅就是：“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我于1970年毕业离校，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整整10年，从事的就是技术工作。是红州的引导和培养把我从工程师变成了一个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研究者。

刘则渊教授，对我国30年科学学发表文章数在9篇以上的17位作者做过一个计量分析，他发现，作者中大多是我国科学学的开创者³³。非常荣幸的是，我居然位列榜首（参见图4）。

在2022年9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科学计量学与科教评价研讨会上，由“邱均平计量学奖”评审委员会和全国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专业委员会授予我科学计量学“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计量学家”称号；2022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学术年会上，研究会薛澜副理事长宣读了研究会决定：授予蒋国华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终身成就学者”奖。在郑州金桥商务酒店举办的第十三届全国科学计量学与科教评价研讨会上，我发表的获奖感言的题目就是：“钱学森赵红州引领我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研究”；我感言的**句话是：“今天这个奖项应该是我替代我的恩师赵红州教授领的！”

在我这本小册子再版之际，首先要怀念和感谢恩师赵红州教授。同时，亦向本丛书主编李杰博士表示由衷的谢忱，没有他的鼓励和编辑上的巨大帮助，本书很难与读者见面。